時間：周六晚上 21:15
地點：急診科主任辦公室
辦公室的燈只開了桌面上那盞舊台燈。光線昏黃，勉強照亮堆滿資料的桌面，將房間其餘部分留在柔和的陰影裏。
蘇清媛把最後一本病歷放到桌上時，林硯正好推門進來。他換了便服，深灰色的棉質襯衫，袖子挽到肘部，手裏提着一個醫院的白色塑料袋。
“你吃過了嗎？”他問。
“還沒。”蘇清媛揉了揉眉心，“不餓。”
林硯沒說話，把塑料袋放在桌角，拿出兩個一次性餐盒。一盒是食堂的炒飯，另一盒是青菜和幾塊清蒸魚。
“先吃飯。”他把炒飯推到她面前，“邊吃邊看。”
蘇清媛看了他一眼，沒拒絕。她打開餐盒，炒飯還是溫的，青菜的色澤有些暗淡——食堂晚上八點後的菜總是如此。
林硯在她對面坐下，也打開自己的那份。兩人安靜地吃了兩口，蘇清媛拿起最上面的一份病歷。
“這個，四十六歲男性，急性髓系白血病M5型。”她的聲音在食物的咀嚼間隙裏響起，“發病前一個月，因爲頸椎病在社區醫院做了半個月的牽引和理療。每天都坐那種椅子。”
林硯接過病歷。他看得很慢，尤其是血常規和骨髓穿刺報告。窗外的夜色透過百葉窗縫隙滲進來，遠處傳來救護車由遠及近的鳴笛聲，又漸漸遠去。
“染色體檢查做了嗎？”他問。
“做了。t(9;11)易位，典型的M5亞型遺傳標記。”蘇清媛放下勺子，“但問題在於，他沒有家族史，沒有長期化學品接觸史，工作是在銀行做信貸審批。”
林硯翻到職業史那頁。確實，白紙黑字寫着：辦公室文職，無特殊環境暴露。
“另一個呢？”他問。
蘇清媛遞過第二份：“二十八歲女性，霍奇金淋巴瘤。發病前兩個月，她在社區醫院的產後康復科做盆底肌治療。也是那種椅子。”
林硯看着那份病歷。患者很年輕，孩子才四個月。病理報告上寫着：結節硬化型，早期，預後良好。
但“預後良好”四個字，在這一刻顯得格外蒼白。
“她坐了多少次？”他問。
“病歷上記錄的是十次，每次半小時。”蘇清媛的聲音低了下去，“她丈夫昨天來急診，說妻子確診後一直問，是不是因爲生孩子才得的病。他不敢說可能是別的。”
辦公室裏安靜下來。只有台燈燈泡發出的細微電流聲。
林硯放下病歷，看向蘇清媛。在台燈的光線下，她的側臉線條顯得柔和了些，但眼底的陰影也更明顯。
“你在想什麼？”他問。
蘇清媛沉默了幾秒：“我在想，如果我們錯了呢？如果這些只是巧合，如果椅子沒有問題，我們這樣懷疑，會不會反而讓這些患者和家屬更痛苦？”
這是一個醫生才會有的顧慮——在追求真相的過程中，先質疑自己。
“那你爲什麼還要查？”林硯問。
“因爲如果是真的，”蘇清媛抬起眼看他，“那現在每拖延一天，就可能有更多人坐到那些椅子上。而他們中的一部分，可能會在幾個月或幾年後，躺在我們醫院的病床上。”
林硯點頭。他懂這種感受——那種“如果我早一點知道”的緊迫感。
“我下午查了文獻。”林硯從自己帶來的文件夾裏抽出幾份打印的論文，“有機磷化合物作爲塑料軟化劑，在高溫下確實會釋放揮發性成分。動物實驗顯示，長期吸入會影響造血幹細胞的分化。”
蘇清媛接過論文，快速瀏覽摘要：“人體數據呢？”
“幾乎沒有。”林硯說，“這種研究很難做。暴露劑量、時間、個體差異……而且，誰會想到去研究‘椅子’和‘白血病’的關系？”
這恰恰是問題的核心：一個隱藏在日常生活裏的危險，比實驗室裏的劇毒物質更難被發現。
22:05
兩人把目前收集到的七份病例攤開在桌上。都是近期發病，都在發病前一個月內頻繁接觸社區醫院，都涉及那種“康安醫療”生產的椅子。
“共同點還有嗎？”蘇清媛問。
林硯拿起一支筆，在空白紙上畫表格：“年齡跨度很大，從二十八到七十六歲。性別比例接近。基礎疾病各異。但有一個點——”
他停下筆，看向蘇清媛：“所有患者，在坐椅子時，都接受了‘熱療’功能。社區醫院的記錄顯示，理療師會打開椅子的加熱墊，溫度設置在四十到四十五度。”
蘇清媛的眼睛亮了一下：“溫度會加速有機物的揮發。”
“對。”林硯在表格上寫下“加熱”兩個字，“而且，越是年老或體弱的患者，對溫度的耐受越低，理療師可能調低溫度，或者縮短時間。這也許能解釋爲什麼有些人發病，有些人暫時沒事。”
這是一個合理的假設。但假設需要證據。
蘇清媛靠在椅背上，長長地吐出一口氣。她的頭發散下來，有幾縷垂在臉頰邊，她也沒去撥開。
“林硯，”她忽然說，“你當醫生這麼多年，有沒有遇到過……明知道有問題，但就是找不到證據的時候？”
這個問題很個人。
林硯放下筆。他看着台燈投在牆上的光影，慢慢說：“有。三年前，一個十三歲的女孩，爆發性心肌炎，沒救回來。她父親說她發病前一天在遊泳館遊泳，懷疑是水質問題。我去查了，水質報告合格，遊泳館消毒記錄完整。找不到任何問題。”
“後來呢？”
“後來女孩的父親每個月都會來醫院一次，坐在心外科走廊的長椅上，什麼也不說，就坐着。”林硯的聲音很平靜，但蘇清媛聽出了裏面的東西，“我每次路過，都會對他點點頭。他也對我點點頭。我們從來不說話。”
“直到什麼時候？”
“直到去年，他不再來了。”林硯說，“我不知道他是放下了，還是……只是累了。”
辦公室又安靜下來。這一次的安靜，和剛才不同。它更柔軟，也更沉重。
蘇清媛看着林硯。她發現，當他不做手術、不穿白大褂的時候，臉上有一種難得的、近乎疲憊的溫和。
“我也有過。”她說，“一個外賣員，送餐途中車禍，多髒器損傷。手術做了七個小時，還是沒挺過來。他妻子來了，沒哭沒鬧，就問了一句：‘他最後一單送到了嗎？’”
林硯抬起頭。
“我說送到了。”蘇清媛繼續說，“其實我不知道。但那一刻，我覺得她需要聽到這個答案。”
“後來呢？”
“後來我在急診科又見過她一次。她感冒了，來開藥。看見我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後對我笑了笑。”蘇清媛的嘴角也微微揚起，但眼裏沒有笑意，“她說，她丈夫最後送的那戶人家，後來訂外賣都會特意點她丈夫那家店，還會給好評。她說，這大概是紀念一個人的方式。”
兩人沉默地對坐着。窗外的夜色更濃了，急診科的喧囂隱約傳來，像隔着一層毛玻璃。
“有時候我在想，”蘇清媛輕聲說，“我們每天面對這麼多生死，爲什麼還要繼續做這份工作。”
“你想出答案了嗎？”
“沒有。”她誠實地說，“但我有一個猜測：可能是因爲，在所有的無能爲力之間，總還有那麼幾個‘做到了’的時刻。就像你今天做的那台腫瘤手術——雖然預後不好，但你給了那個三十二歲的人一次機會。”
林硯看着她。台燈的光在她眼睛裏映出兩個小小的光點。
“你也是。”他說，“你給很多人爭取到了‘下一分鍾’。”
這話很樸素，但蘇清媛聽懂了。急診科醫生的價值，往往就體現在那爭取到的一分鍾裏——心肺復蘇多持續一分鍾，氣管插管早完成一分鍾，止血帶多堅持一分鍾。
就是那一分鍾，有時候就是生死之別。
23:10
病例資料整理得差不多了。蘇清媛關掉台燈，打開辦公室的大燈。白光瞬間充滿房間，剛才那種私密的氛圍也隨之消散。
“下周二疾控中心取樣，”她一邊收拾文件一邊說，“我們需要一個人帶他們去社區醫院，最好是醫生身份，不容易引起懷疑。”
“我去。”林硯說。
“你想好了？如果被醫院知道……”
“我是心外科主任，有充分的理由去社區醫院做‘醫聯體技術指導’。”林硯說，“而且，比起你，我得罪的人已經夠多了，不怕再多幾個。”
這話說得輕鬆，但蘇清媛聽出了裏面的決絕。
她停下手裏的動作，看着他：“林硯，這件事如果鬧大，可能會影響你的職業生涯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還……”
“因爲如果我不做，”林硯打斷她，“等到下一個心髒腫瘤的患者躺在我手術台上，我會問自己：我本可以做點什麼的，爲什麼沒做？”
這個回答很林硯。直接，固執，帶着外科醫生特有的那種“解決問題”的沖動。
蘇清媛沒再勸。她拿出一張便籤紙，寫下一個地址：“這是那家生產廠家注銷前的注冊地址。雖然公司注銷了，但廠房可能還在。如果你有機會……”
“我去看。”林硯接過便籤紙，折好放進口袋。
兩人收拾好東西，準備離開。走到門口時，蘇清媛忽然說：“等等。”
她走回辦公桌，從抽屜裏拿出那個薄荷糖鐵盒——就是之前給林硯的那個。她打開盒子，裏面已經重新裝滿了巧克力。
“補充點能量。”她把盒子塞進林硯手裏，“你明天還有手術吧？”
“嗯。一台二次換瓣。”
“那早點休息。”
林硯握着鐵盒，金屬表面還帶着她手掌的溫度。
“蘇清媛。”他叫了她的全名。
她轉過身。
“如果這件事真的查實了，”林硯說，“你會害怕嗎？”
這個問題很突然。蘇清媛愣了一下，然後認真想了想。
“會。”她說，“但害怕不會讓我停下來。”
林硯點點頭。他拉開門，走廊的燈光涌進來。
“走了。”
“嗯。路上小心。”
他走出去，腳步聲在走廊裏漸漸遠去。
蘇清媛關上門，靠在門板上。辦公室裏重新安靜下來，只有大燈發出穩定的嗡鳴。
她走到窗邊，拉開百葉窗。樓下，林硯的身影出現在路燈下，正穿過小花園走向宿舍樓。
他走得很慢，背影在燈光下拉得很長。
蘇清媛看了很久，直到他走進一號樓的門洞，消失不見。
她關上百葉窗，回到桌前，重新打開那份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病歷。
患者的照片貼在首頁：一個微胖的中年男人，笑得很開心，照片背景是單位的年會舞台。
她伸出手指，輕輕碰了碰那張照片。
“再等一等。”她低聲說，像在對患者說，也像在對自己說，“就快有答案了。”
窗外的城市已經沉睡。
但在這間小小的辦公室裏，在堆積如山的病歷和論文之間，一場安靜的戰爭，才剛剛拉開序幕。
而並肩作戰的兩個人，在今晚的深談之後，都清楚地知道——
他們選擇的這條路，沒有回頭可言。
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