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間在赤柱監獄裏，是一種失去了刻度的、粘稠而緩慢的流體。日出日落，不再代表着希望與休憩，而僅僅是放風與熄燈的信號。虞晚舟很快適應了這裏單調到令人發指的節奏。每天清晨六點起床，整理內務，吃寡淡無味的早餐，然後去指定的工廠進行枯燥的、機械化的勞動——縫制政府部門的制服。
她被分配的任務是釘紐扣。這是一項極其考驗耐心的工作。她每天要面對成百上千顆一模一樣的、毫無生氣的塑料紐扣，用同樣粗糙的針線，將它們以完全相同的間距和方式，釘在同樣灰暗的布料上。
對於囚室裏的其他人來說，這是一種折磨，一種消磨意志的懲罰。但對虞晚舟而言，這卻成了一種修行。
在每一次穿針引線、每一次拉緊線頭的重復動作中，她的大腦卻在進行着無比激烈的、高速的運轉。她將整場陷害的每一個細節，在腦海中反復拆解、推演，像是在處理一宗自己職業生涯中遇到的、最復雜的案件。
周臨川的動機是什麼？僅僅是爲了掩蓋“天鵝計劃”中的洗錢行爲嗎？不，如果只是這樣，他完全有更溫和、更隱蔽的處理方式，而不是選擇用這種玉石俱焚的、激烈的方式來陷害自己。這種做法，不僅毀掉了他們的感情，更給周家留下了一個巨大的、隨時可能被引爆的隱患。一個精明的商人，不會做這種風險收益比極不匹配的買賣。除非……他有更深層次的、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。
沈知夏呢？她扮演的又是什麼角色？一個因爲嫉妒而黑化的閨蜜？一個渴望嫁入豪門的攀附者？這些動機都成立，但虞晚舟總覺得，以沈知夏的智商和心機，她不會看不出，將自己這樣一個頂尖律師徹底得罪，會給她的未來埋下多大的雷。她如此賣力地、不留餘地地配合周臨川，甚至在法庭上進行那場堪稱完美的表演，一定還有更重要的、能將他們三人牢牢捆綁在一起的利益樞紐。
還有那個打不開的U盤。裏面的“Stellar_Final.zip”文件，到底隱藏着什麼秘密？是洗錢的完整賬本？還是……別的什麼，足以讓周臨川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掩蓋的東西？
無數個問題，像一張巨大的、錯綜復雜的蛛網，將虞晚舟困在中央。她知道，自己現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等待。等待一個機會，一個能讓她重新接觸到外界信息、找到蛛網線頭的機會。
這個機會，比她想象中來得要快一些。
這天下午，在工廠休息的間隙，一個女人端着一杯水，怯生生地走到了虞晚舟的身邊。
這個女人叫阿萍，三十多歲，面容憔悴，總是低着頭，是囚室裏最不起眼、也最常被人欺負的一個。她因爲不堪丈夫長期的家庭暴力，在一次激烈的爭執中，失手用煙灰缸將丈夫砸成了重傷，被判了故意傷害罪，刑期六年。
“虞……虞律師。”阿萍的聲音小得像蚊子哼哼，她將那杯水遞到虞晚舟面前，杯子是工廠裏公用的塑料杯，上面甚至還有一些洗不掉的茶漬。
虞晚舟抬起頭，看了她一眼。自從那天她在囚室裏“立威”之後，再也沒有人敢來招惹她。但同樣，也沒有人敢主動親近她。她是她們眼中一個神秘而危險的“異類”。阿萍是第一個。
“有事嗎？”虞晚舟沒有接那杯水，她的聲音依舊清冷。
阿萍被她看得有些手足無措，雙手緊緊地捏着那個塑料杯，指節都發白了。她鼓足了勇氣，才用一種近乎哀求的語氣說：“我……我想請你……幫我一個忙。”
“說。”
“我……我想寫一份申訴狀。”阿萍的眼圈瞬間就紅了，“我……我不是故意要傷害他的。那天，他又喝醉了酒，回來打我，還要……還要對我女兒……我實在是沒辦法了，才……我不想坐六年牢，我女兒還那麼小，她不能沒有媽媽……”
她說着說着，就泣不成聲。她的故事，是監獄裏最常見、也最令人唏噓的一種。一個被逼到絕境的可憐女人，用一種最笨拙的方式進行了反抗，最終卻把自己送進了更深的深淵。
虞晚舟靜靜地聽着，沒有說話。她的目光，落在了阿萍那雙布滿了舊傷痕和新燙傷的手上。那是長年累月的、被煙頭燙、被皮帶抽、被各種硬物毆打後留下的、無法磨滅的印記。
這些印記，就是最直觀的證據。
“你的案子，一審判決後，你有上訴嗎？”虞晚舟問。
阿萍搖了搖頭，眼淚掉得更凶了：“我沒有錢請律師……法援派的那個律師，從頭到尾就見了三次面，就勸我認罪，說認罪態度好，可以從輕判決……”
虞晚舟的心，像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。
這就是現實。對於阿萍這樣無權無勢的社會底層來說，法律的“公平”，是一種遙遠而奢侈的奢談。她們甚至連爲自己辯護的權利，都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。
“把你的判決書給我看。”虞晚舟說。
阿萍像是抓住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，連連點頭，飛快地跑回囚室，從自己那個小小的儲物櫃最底層，翻出了一份已經有些卷角的判決書，珍而重之的交到了虞晚舟手上。
虞晚舟接過判決書，仔細地閱讀了起來。她的閱讀速度極快，目光像精密的掃描儀，迅速捕捉着其中的每一個關鍵信息。
案情很簡單。但虞晚舟很快就發現了其中的一個致命漏洞。
警方在勘驗現場時，提取了那只作爲“凶器”的煙灰缸上的指紋，也記錄了阿萍丈夫頭部的傷情。但是，他們卻忽略了對阿萍本人身體傷勢的鑑定。判決書裏，對於阿萍長期遭受家暴的背景，只用了“據被告人供述，其與丈夫長期感情不和，時有爭吵”這樣一句輕描淡寫的話來帶過。
也就是說，法庭在審理時，完全沒有將本案的核心——“正當防衛”或“防衛過當”的情節，納入考量。他們只是將這起案件，簡單地定性爲了一起因家庭糾紛引發的、單方面的故意傷害。
這不僅僅是辦案的疏忽，這簡直是司法的恥辱！
一股久違的、屬於律師的職業憤怒，在虞晚舟的胸中燃燒起來。她曾經以爲，自己的心已經死了，不會再爲任何事情而動容。但當她看到這樣一份草率到近乎荒唐的判決書時，她發現，自己骨子裏那種對程序正義、對公平審判的追求，並沒有死去。它只是被埋在了厚厚的灰燼之下。
“有希望嗎？虞律師？”阿萍看着虞晚舟越來越凝重的臉色，聲音裏充滿了恐懼。
虞晚舟抬起頭，看着她那張寫滿了絕望與期盼的臉，第一次，她的眼神裏，流露出了一絲復雜的情緒。那不是同情，也不是憐憫，而是一種……作爲同類，在黑暗中看到的另一簇微弱火光的共鳴。
“有。”虞晚舟只說了一個字。
然後，她站起身，對工場的獄警說：“我要申請紙和筆。”
獄警有些詫異地看了她一眼，但並沒有拒絕。在這裏，罪犯有通信和進行法律文書寫作的權利。
虞晚舟拿到了一支最普通的圓珠筆，和幾張粗糙的、印着監獄抬頭的信紙。她沒有回囚室，就坐在工廠嘈雜的角落裏，以膝蓋爲桌，開始書寫。
她沒有立刻寫申訴狀。她先是寫了一份詳盡的《證據補充調查申請書》，要求司法機關重新對阿萍進行傷情鑑定，調取她過往的報警記錄、就醫記錄，以及走訪鄰居，搜集關於她長期遭受家暴的證人證言。
然後，她又寫了一份《司法鑑定重新申請書》，要求對案發時阿萍丈夫的血液酒精濃度，以及他的精神狀態進行評估，以證明他在案發時，存在嚴重的暴力傾向和攻擊行爲。
最後，她才開始撰寫那份至關重要的《刑事申訴狀》。
她的字，寫得很快，卻異常工整，帶着一種鋒利的、不容置喙的力量。她沒有使用任何華麗的辭藻，也沒有進行任何煽情的描述。她只是用最嚴謹、最冷靜的法律語言，將整個案件的事實、證據和法律適用，重新進行了一次梳理和剖析。
她詳細論證了阿萍的行爲，爲何不構成“故意傷害”，而應當被認定爲“特殊防衛”。她引用了《刑法》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——“對正在進行行凶、殺人、搶劫、強奸、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采取防衛行爲，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，不屬於防衛過當，不負刑事責任。”
她指出，案發當晚，阿萍的丈夫不僅對她本人實施了嚴重的暴力，更企圖侵害他們年幼的女兒。這種行爲，已經完全符合“行凶”和“嚴重危及人身安全”的定義。阿萍的反抗，是法律賦予一個母親、一個公民，在面對不法侵害時，最正當、也是最後的權利。
當她寫下最後一個句號時，工廠的熄燈鈴聲，正好響起。
整個下午，她滴水未進，一動不動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。當她抬起頭時，才發現自己的手指因爲長時間用力握筆，已經變得僵硬而酸痛。
她將那份寫滿了密密麻麻字跡的、還帶着她體溫的訴狀，交到了阿萍的手上。
阿萍顫抖着接過那幾張紙。她看不懂上面那些專業的法律術語，但她能感覺到，那每一個字裏，都蘊含着一種強大的、足以改變她命運的力量。
“謝謝你……謝謝你，虞律師……”阿萍的眼淚，一滴一滴地，落在了那粗糙的信紙上，洇開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漬。她“撲通”一聲，就要給虞晚舟跪下。
虞晚舟伸手扶住了她，她的聲音裏，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：“我幫你，不是因爲我有多善良。我只是……想看看，在這堵高牆之內，法律這兩個字，到底還有沒有用。”
是的，這才是她真正的目的。
她在做一個實驗。
她在用阿萍的案子，來測試這個她曾經無比信仰、如今卻將她無情拋棄的系統，是否還存在着自我修正的可能。
如果，這樣一份事實清晰、法理明確的申訴狀，能夠石沉大海，得不到任何回應。那麼就證明，這個系統，已經從根子上爛掉了。那麼她，也就再無任何顧忌，可以動用任何她能想到的、遊走在規則之外的手段，去實現她的復仇。
但如果，這份訴狀，能夠撬動哪怕一絲絲的回應，能夠爲阿萍帶來一線生機。那麼就證明，灰燼之下，依然還有火種。那麼她，就可以利用這些火種，去點燃一場更大的、足以燒毀一切不公的燎原大火。
這不僅僅是一紙訴告，這是她投向深淵的一塊問路石。
深淵的回應，將決定她未來的道路，究竟是走向更徹底的黑暗，還是……走向一種以暴制暴的、別樣的光明。
